车队行至半路。

    

    瓦列里望向人群，忽然轻轻地碰了一下司机的椅背，轿车依言停下。

    

    就在所有人还没反应过来时，他推开车门走了下去，安保组长瞪圆了眼睛，几乎是瞬间抢步到他背后，张开双臂拼命避免冲撞。

    

    瓦列里没有走远，他就站在车旁，朝人群边缘一个穿灰外套的四十多岁，头发略显花白的女人走过去。

    

    那个女人拉着一个长相漂亮，穿着简朴的小女孩，似乎是因为周围人实在是太多了，小女孩被周围山呼海啸的呼声吓的紧紧靠在自己的母亲身边。

    

    那个女人发现瓦列里朝自己走来时整个人往后僵了一下，然后慌乱地低头去擦自己的衣襟，婴儿车上挂着一个褪色的布偶，脚边的布兜子里还插着没卖完的几把报纸包好的干花枝。

    

    瓦列里走到她面前，弯腰看了看躲在她身边的小女孩，伸手轻轻摸了摸孩子的额头。

    

    小女孩没有害怕，她睁着泪汪汪的大眼睛呆呆地看着眼前这张温和且熟悉面孔，露出一抹笑容

    

    瓦列里直起腰，从军服口袋里摸出一个小东西，一颗包着玻璃纸的巧克力，冬妮娅早上塞给他的最后一颗。

    

    他放小女孩儿手里。

    

    “谢谢……瓦列里哥哥。”

    

    “不用谢。”又摸了摸小女孩的脑袋，瓦列里站起身。

    

    “您丈夫安东尼奥同志是个英雄，同志。。”瓦列里看着这位妇女轻声说道。

    

    四十多岁的女人闻言眼睛顿时就红了:“谢谢你…谢谢你，瓦列里同志……我丈夫若是听见您这么说，他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不用谢……他是一个勇敢的战士，有什么困难记得联系我。”

    

    “嗯。”

    

    然后他转身与一个在人墙外踮脚踮了半天的士兵握了握手。

    

    士兵左臂还缠着绷带，敬礼时绷带边缘蹭过鬓角，他的嘴唇抖了抖，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把瓦列里的手用力地握了一下。

    

    瓦列里扶住他的肩膀拍了拍，然后转身重新坐进车里，那个士兵在人缝里把手举在齐眉高度，保持着敬礼的姿势，一直到车队的最后一辆吉普开过去才放下。

    

    敞篷车重新启动，缓缓驶出人群的包围。

    

    瓦列里坐回座位上，挥手向人群告别。后排的车队依次跟上，摩托车护卫重新排列成两列队形。

    

    车队终于抵达莫斯科郊外的军用机场。

    

    机场外围的铁丝网早就被内务部的哨兵围了一圈，整个机场在几个小时之前就已经进入最高等级警戒状态。

    

    通向停机坪的大门口架着沙袋工事，几个探照灯虽然暂时关着，但灯颈全都对准了跑道延伸方向，机枪掩体的射击孔背后有钢盔在缓慢移动。一个拎着灰铁桶的勤务兵在沙袋后面探头望了一眼，就被他身后的军士拽回掩体里，桶底磕在沙袋上溅出几滴刷膛用的煤油。

    

    瓦列里的敞篷车直接开进了停机坪。

    

    在停机坪边上，斯大林亲自安排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组早已架好了摄影机，阳光照在摄影机镜头上的反光一闪一闪的。

    

    摄制组设在露天的一个临时平台上，机位上方还拉了一张伪装网用以减弱阳光反光，摄影助理正蹲在胶卷盒旁边把新拆封的片盒往暗袋里塞。

    

    机位旁的遮光板被风吹得往旁边一偏，摄影指导立刻用后背挡住风，把遮光板重新固定好，嘴里还含着一截被太阳晒软了的胶片接头。《红星报》的随行记者也早就蹲守在机场跑道的指定拍摄点，手里捧着速记本。

    

    那个记者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中尉，他在调试闪光灯时没有注意到身后摄影轨道上的电缆，正往后倒步时被绊了一下，差点撞翻三角架，幸亏摄影指导拿肩膀顶住了三脚架的腿。

    

    他手忙脚乱地爬起来，一边擦镜头一边压低嗓子骂自己“笨蛋”。

    

    瓦列里下了车，整理了一下军服的领口和肩带，不紧不慢的走到停机坪中央。他没有带演讲稿，也没有让任何人递给他纸条。

    

    身后跑道上一架涂着夏季伪装色的运输机已经发动了引擎，螺旋桨转速还没升到最高，但桨叶旋转时卷起的风已经把他的军服下摆吹得轻轻摆动。

    

    几架护航的雅克战斗机在跑道另一端的停机区排成一列，其中最靠近跑道口的那架座舱盖已经向前推开，地勤组长正俯身在机翼上跟飞行员核对最后一遍航路检查单。

    

    记者们立刻围了上来，摄影机的胶片卷轴开始转动，发出轻微的嗡嗡声。

    

    瓦列里面对着镜头，表情平静而沉稳，用了好一阵子扫视停机坪周围每一个准备登机的士兵的面孔，然后开口，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地传进了录音设备里。

    

    “1939年的苏芬战争，是苏联陆军在历史上的一场血泪教训，那一年，在芬兰的冰天雪地里，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许多英勇的红军战士永远长眠在了异国的冻土上，没能回家，这份记忆，至今仍然刻在我的脑海里。”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越过镜头，仿佛在看向更远的地方。

    

    “今天，我要去列宁格勒，我将与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波罗的海舰队的指战员们站在一起，我们将共同洗刷1939年的耻辱，芬兰方面在这几年间从未停止对列宁格勒的围攻，从未真正尝试脱离德军的协同体系。既然如此，我们就会让他们明白，苏联对一寸土地的耐心，也是有限的。”

    

    “我们要彻底击败芬兰！”

    

    他的声音提高了一些，但并没有变成嘶吼，依旧是那种沉稳而有穿透力的语调：“如果芬兰人还想在战壕里继续待下去，我们会用炮火告诉他们，那些战壕是深不过防线的，如果他们愿意谈判，我们会把谈判桌摆在他们看得见的地方，但谈判桌后面，仍然是我们的大炮。”

    

    瓦列里微微侧首，用左手捏住军帽边缘，动作从容而郑重。

    

    风从跑道那头灌进停机坪，把他军服的衣领吹得贴住脖颈。他把帽子重新戴好，向摄影机镜头和在场所有工作人员正正式式地敬了一个军礼。

    

    “现在，登机。”

    

    他转过身，大步朝运输机走去。

    

    身后卫兵分两列跟上的跑步声，摄影机马达逐渐停转的渐弱声、地勤最后检查单的提示哨音，这些声音沿着跑道方向一层一层铺开。

    

    远处机库门口站着一排没被安排进场的内务部哨兵，他们的军帽檐压得很低，直到机舱门关闭。

    

    瓦列里的身影消失在机舱门口。

    

    舱门关闭，螺旋桨的转速逐渐升高，引擎的轰鸣声震得停机坪边上的几辆油料车都在微微发抖。运输机开始滑行，加速，然后平稳地拉起机头冲入云层。护航的战斗机群紧随其后，一架接一架地汇入长机两侧，在灰蒙蒙的天空中拖出一道道细长的尾焰。

    

    瓦列里离开了莫斯科。

    

    ……下午。

    

    莫斯科郊外别墅内一处临时搭建的通信室里，一部德制短波电台的收报指示灯开始闪烁了。

    

    电台操作员是个秃顶的中年人，他扣着耳机，在逆光里靠窗坐着，纸笔端端正正地搁在手边，手指却抖得几乎按不住发报键。

    

    他听见耳机里传来那组重复了三遍的熟悉呼号时，后脊背的汗把衬衫浸透了一大片，但面上仍旧平淡如常。

    

    中年人咬牙继续发送着频率，他希望……自己的祖国能够收到这条消息。

    

    两小时后，电波载着这份被标注为最高等级简短的讯息越过芬兰湾，穿过卡累利阿地峡上空被炮火搅乱的云层，落入赫尔辛基郊区一栋灰色大楼的地下室里。

    

    芬兰军事情报部门的值班军官收到电报后，不敢耽搁，直接拿着抄报纸推开了走廊尽头那扇厚重的橡木门。

    

    曼纳海姆元帅坐在办公桌后面。

    

    这位年近八旬的芬兰国防军最高统帅穿着一件朴素的灰色便装外套，领口的扣子系得一丝不苟，胸前的勋章只别了一枚最朴素的自由十字勋章，他正在看前一天的部队伤亡统计，铅笔还夹在指间。看到值班军官推门进来时的表情，他放下了铅笔。

    

    这位老将接过电报抄纸，戴上老花镜，在台灯的灯光下逐字逐句地读了一遍。电报不长，每一句都很平实，没有任何夸大或渲染。

    

    读完最后一句话后，他的嘴唇紧闭成一条更细的线。

    

    办公室里的落地钟滴答滴答地走了好几秒，他把电报放在桌上，用手指轻轻按着纸边，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他摘下老花镜，用拇指和食指捏了捏鼻梁。

    

    窗外，赫尔辛基五月的阳光正好，海鸥在港口上空盘旋，远处的集市广场上隐约传来士兵们的叫喊声，这位老人笔直地坐在椅子上，看着桌面上那张简短的电报，轻轻叹了口气。

    

    瓦列里居然要亲自来芬兰这边了……

    

    他感觉有些棘手。

    

    本来苏军的士兵就够多了。

    

    现在瓦列里又来这边给苏军加士气……

    

    苏军要干什么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