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和二年，十一月戊寅。

    日南至，受元圭于大庆殿，赦天下。

    辛巳，蔡京进封鲁国公。

    以何执中为少傅、太宰兼门下侍郎、执政皆进秩。

    这两位崇宁年间“志在逢君”的老搭档再次联手，又在那朝堂之上，再来一番的一唱一和。

    然，这“志在逢君”是个错处麽？

    这个麽？

    不太好说。

    皇帝这玩意儿，再往小里说，他也是个领导。

    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对自己的直属领导你也不能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

    能说这话的也就是个羡慕嫉妒恨。

    况且，一个国家的改革，是绝对离不开国家最高统治者支持的。

    即便这“高高在上”的君主，只是个样子货。

    你再看不起他，他再得位不正，那是他人品和家庭问题。也就说那是人家自己家的事。横不能一拍屁股把位置让你坐。

    至少也得顾于颜面，面子上过得去吧？

    没事干就把人按在椅子上，贴了脸喷人一脸唾沫，怎么说也不合适。更不要说，为了点自己的利益，暗地里就算计了人家的家产，挑拨人家的家庭关系了。

    你真是看不上他，大可以辞官不做，不挣这个钱。

    或者干脆一点，直接喊一声“岁在甲子”。

    而且，这个文青皇帝也在做事，并不是一个啥都不干的废柴。

    关于北宋的这场历经三帝改革，也是个众说纷纭。

    安石之法的中心思想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其最重要的政策之一，是对宋朝那微薄的商税重新进行规划和管理。

    然，这样做并不是这王安石变法的全部，也不是熙宁变法的主要目的。

    因为，北宋的王安石们除了想强化商税以外，还要借了此番的改革，去强化国家的财政集权。

    强化君主对国家财源的掌控，才是王安石赢得宋神宗信任和强力支持的根本原因。

    而恰恰是后一条，便是 “君臣相知”“戮力同心”这对元丰、元佑改革组和，分崩离析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一个是“集权富国”一个是“富民图强”。

    对于国家治理理念的巨大偏差，令元丰、元佑两党自然无法融合，最终导致变法失败。

    而蔡京，也是那场变法的亲历者。

    原先也是个不明其中芥蒂。然，在崇宁，蔡京便效仿熙宁三年五月就被神宗诏罢三司条例司，再设讲仪司。

    于是乎，朝堂上下，前殿后宫又是一片的哗然！

    那雪片一样的札子又开始鹅毛般的，往那奉华宫里噼里啪啦的一顿狂砸！

    倒不是因为这蔡京新瓶装了旧酒来糊弄人。在他们的眼里，这就是一个明白的不能再明白的反攻倒算。

    不过这事也怨不得蔡京，毕竟有那“赐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创法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首谢曰:‘敢不尽死!’”的君前对答。

    不过，话，虽说的漂亮，事，却做的不那么顺利。

    不出几年，便是一个“彗出奎、娄”，御史台一封“蔡十条”便让那蔡京卷了铺盖，马不停蹄的到的杭州，为发展旅游观光去发挥余热了。

    咦？

    这“讲义司”是干嘛的？

    就这么招人恨？惹得一大帮人去算计他？

    哈，也不是一大帮人去算计他，而是弄出这样一个玩意出来，连皇帝都都忍不住要收拾他。

    那叫一个上上下下都得罪了一个遍，而且，得罪的还挺全面。

    《续资治通鉴，宋纪》八八上说：“甲午，诏于都省置讲议司。蔡京既得志，阴托绍述之柄，箝制天子。用熙宁条例司故事，即都省置讲议司，自为提举，以其党吴居厚、王汉之等十馀人为僚属。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 冗官、国用、商旅、盐泽……”

    由此看来，言说这蔡京“志在逢君”却也是有些冤枉了他。至少从这“讲义司”的设立上，人也是个“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

    因为无论 “讲义司”也好，“三司条例司”也好，都是在明里暗里的架空三司。

    架空三司，从表面上看，也能说得上一个利国利民。至少，能从制度层面上进一步提升官府的执行效率，至少，能改善宋朝军费空耗，滋生贪污的局面。

    但是，宋代的“三司”，分别为盐铁、度支、户都。说白了，这都是朝廷为了集中财权而设置的重要机构。

    这会儿你再弄出个三司条例司，或者讲义司出来，便又派生出一个足以制约皇权的势力来。

    这样一来，朝廷肯定不愿意。因为，三司的存在就是为了朝廷集中财权才设立的。我们好不容易费事吧啦的刚弄过来，你就舔着脸的伸手就来拿？没讲理的地了是吧？

    况且，你这是做的，跟从别人碗里抓米饭是一个概念啊！洗不洗手的是一回事，至少这态度，是个人都接受不了！没抄凳子摔你，就已经算脾气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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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的意思也很明白，我让你敛钱给我！不是让你敛钱给别人！怎么让你这么一折腾，我碗里的饭怎么看着又少了点？

    动了皇帝的蛋糕，自然没什么好果子吃。

    况且这北宋的皇帝，着实过的惨了点。

    为了能拿到国家的财政权，那叫一个“自仁宗以降，英、神、哲，徽”等数位皇帝，就一直和手下的那帮大臣们斗智斗勇，做着坚持不懈的斗争的。

    然，也是个事与愿违。

    从宋太祖为始，一直到现在的这位文青，“国家财政权”能实实在在抓到手的，也是一个都没有。

    又加上国家要养兵，谨防着周围的邻居日子不好了过来抢，还的应对日渐成熟，已经产生巨大冗余的官僚体系，使得宋朝的国家财政负担愈发严重。

    可见，北宋政府的积贫积弱，且不是个浪得虚名。

    别的不说，就说那宋神宗，登基伊始，就得四处央告大臣先埋了他那爹。

    咦？此乃奇闻么？

    而得到的，却是大臣一句“仁宗升遐，及今未满四年，大祸仍臻，内外公私，财费不赡，自康定、庆历以来，发诸宿藏以助兴发，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那意思很明确，就是“哥们，先别急着埋你爹了！赶紧弄点钱吧！再没点进项，家都保不住！家没有了，你有没有人埋都成问题！”

    这种国家财政紧缺的状况，一直延续到徽宗朝也没得到根本上的解决。

    期间，只是安石变法和蔡京掌权之时有所缓解而已。

    此番蔡京也不傻，有了上次的“彗星事件“切肤的教训之后，也是一个幡然悔悟。

    得到的觉悟就是“若想成事，你得先保得住官”！

    如果想保得住官位，你得顺着上面那位的意思，你得捏着鼻子去“志在逢君”。

    想不通这一点的话，也就剩下退居江宁，结茅居于钟山下，郁然病逝而已。

    什么理想？什么抱负？

    也只不过是无人肯听的“星夜草庐话从前”罢了。

    然，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是需要一帮志同道合之人去共同努力的。

    而，这帮志同道合之人的努力，能不能实现？

    那还的看他的后辈们，是否也和他们一样志同道合。

    而且，只一个“志同道合”就可以了吗？

    韩非子在战国那会儿就已经给你答案了。

    权、利这俩玩意儿，不是考验人，而是能扎扎实实的改造一个人的。

    过去所谓的志同道合，一但牵扯到权利，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而且，就这志同道合，也是需要情商来黏合的。

    这就像一个公司一样，同事之间交流，和领导的关系处理，那绝对是需要有一定的情商的。

    非得每天怼完领导怼同事，以此来虚显自己的高风亮节和卓尔不群？

    事，你是做了，成不成的姑且不说，但是，人，你也是毫无任何悬念的得罪了一个遍。

    如此，倒不如踏踏实实的着手去解决眼下的问题，哪怕能切切实实的拿出一套可以讨论的方案也行。

    殊不知，一个公司的唯一目的，就是盈利，不是你彰显高风亮节和卓尔不群的地方。

    还是那句话，不是你身边的小人太多，而是你自己太天真。

    由小见大，国家也是一样的。

    而就国事而言，“政事立而财用足，财用足而根本固，此国家万世之利”才是正事，其他的都可以视为瞎胡搞。

    我不敢想象国库没钱的时候是啥样。单就不给警察发工资这一项，你就的赶紧找个别人找不到的地方躲起来。

    咦？没法律了吗？法律是有，但是你也的有人执行！要不然，那就是一张废纸！

    而且，我个人认为，只提出问题，而不拿出解决问题方法的做法，就是在耍流氓。

    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还不让别人去解决问题？别人一旦去着手解决，你就在旁边极力的指责别人道德上有问题，那叫耍无赖。

    此乃“养名”尔，而非臣属所为也。

    咦？做事还不能让人说了？你这是什么道理？

    你可以说，大家都有嘴，不过，能不能先拿出来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方式来，而不是从道德上去审判一个人。你也没这个资格。

    至少在朝廷当官应该是这样的。

    那做官的就可以不讲道德了吗？

    据我所知，儒家所遵从的道德，是指“万事不已私利而为之”。

    也就是近现代西方所推崇的“利他性”。

    话又说回来了，一旦你接受了官俸，那就是和政府达成了一种聘用的工作关系，也就是和“万事不已私利而为之”的道德的宗旨相违背，也就属于“非道德行为”了。

    别人花钱请你来，给你权利，给你钱，是让你来解决问题的。

    你也应该有“受人钱财与人消灾”的觉悟。

    有了这样的觉悟，你才能把该做的事情做好。

    请注意，这里所说的是“该做的”，而不是“份内”。

    比如，民生问题，经济问题，国防等等。而不是让你“用”道德去“干”一些“份内”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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